有一种书，读完之后你会想要推荐给朋友，同时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阿曼达·蒙特尔的《脑补时代》就是这样。
蒙特尔是美国语言学家和文化批评者，凭借前作《邪教语言学》（Cultish，2021）在非虚构写作领域建立了声誉。新书延续了她的一贯风格：把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包裹在自嘲式的个人叙事和妙语连珠的流行文化分析里。这本书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评价颇高，理由很充分——它确实写得好看。只不过，好看和深刻通常是两回事。
全书的核心论点可以简单概括为：人类大脑进化出了一套认知捷径，在资源匮乏、信息有限的远古环境里，这些捷径帮助我们快速决策、趋利避害。比如人类为了在充满野兽与天灾的蛮荒世界中活下来，进化出了一种极度敏感的“因果关联能力”——草丛一响，大脑必须瞬间“脑补”出一只猛兽，这种过度警觉和过度联想是最高效的生存策略。而当现代人面对动荡的宏观经济、AI对职场的重塑以及互联网上真假难辨的冲突时，那种失控的无力感再度唤醒了这一古老本能。于是，MBTI、占星术和各种“显化法则”（Manifestation）成了当代人的心理安全垫。在蒙特尔看来，这不过是大脑在利用魔法思维，试图给混乱失控的现代生活强行赋予一套可理解的秩序。并且在互联网时代，这套系统被信息过载和算法推送推向了失控边缘，大大放大了“魔法思维”——一种以非理性为燃料、以屏幕为媒介的集体性认知危机。
蒙特尔逐一解剖了11种认知偏误，每一种都配上一个让人会心一笑的当代案例。
比如关于“光环效应”，她问：为什么我们会把泰勒·斯威夫特当成自己的“精神母亲”？光环效应的原始功能，是让人们在面对陌生人时，依据有限的外部信息快速构建整体印象。这在面对面的小型社群里有其合理性——你见过一个人几次，积累了若干印象，大脑会自动补全其余。但在社交媒体时代，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公众人物，通过精心策划的内容运营，让数千万人以为自己了解她的内心世界。这种“接近感”显然是幻觉，但光环效应让我们的大脑把它当成真实的关系来处理。于是，当偶像做出任何与粉丝想象不符的举动，就会引发不成比例的愤怒或失落。
还有“沉没成本谬误”，蒙特尔的切入点更为个人：她用自己在一段问题关系里无法脱身的经历，说明人类为什么会因为“已经投入了这么多”而继续向一个正在亏损的账户里充钱。从进化角度看，这种倾向在资源极度稀缺的环境下是合理的——放弃任何已有投入都是危险的。但在选择丰富的现代社会，它让我们在糟糕的工作、糟糕的关系、糟糕的投资里越陷越深，因为离开意味着承认投入的时间、精力、情感或金钱都白费了。
再比如“宜家效应”——人们对自己亲手参与制作的东西，会给出高于其客观价值的评估，这解释了为什么自制的手账、亲手拼装的家具，在我们眼里总是比它们实际上更好看；“比例偏差”——大脑倾向于认为重大事件必然有重大原因，这解释了为什么阴谋论总有市场：肯尼迪遇刺这么大的事件，怎么可能只是一个独行刺客？一定有更深的幕后。
蒙特尔的分析本身无疑是有价值的，解释得很清晰，案例也选得巧妙。如果你从未接触过行为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这本书是个不错的入门。
但蒙特尔的论点预设了一种隐含的历史叙事：人类本来有一套“适度运作”的认知系统，是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平衡，让非理性的总量实质性地增加了。然而这个前提，比它看上去更可疑。
15~17世纪欧洲的“猎巫运动”，在没有算法推送的条件下，通过教会体制和印刷品，就制造了数万人被处死的集体性非理性狂潮。1637年著名的荷兰郁金香泡沫，是在信息极度匮乏的时代里，由沉没成本谬误和从众效应共同驱动的资产泡沫——和今天的加密货币市场相对比，心理机制几乎一模一样，只是速度不同。1994年卢旺达的种族灭绝，是通过广播电台煽动的，没有一个社交媒体账号参与其中，死亡人数却估计高达50万~80万。
这些都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也许非理性的能力从来就充分发展着，只是过去在精英媒介管控的时代，大量非主流的声音和情绪被系统性地压制，没有留下可供分析的“数字痕迹”。今天我们能看到那么多非理性，有多少是因为它真的增加了，又有多少只是因为它第一次变得可见、可测量、可记录？目前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2023年，Meta与多所大学合作，对近40万名Facebook用户进行实验：将一部分人的推送从算法排序改为时间线排序，结果发现这个改变对政治极化和错误信息的暴露几乎没有显著影响。这个发现对“算法是极化主因”的直觉判断构成了挑战——当然，它也面临方法论批评：一个选举周期的实验或许太短。但至少它提示：事情没有“关掉算法就能解决”那么简单。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不断联想到另一位学者——德裔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他在1945年完成了《国家的神话》，那是他在亲历纳粹德国兴起后写下的最后一部著作。
卡西尔的核心洞见，与蒙特尔的框架形成了鲜明对比。蒙特尔把非理性理解为理性的偏差——我们本来应该理性，但进化遗留的认知捷径让我们偏离了轨道，而互联网和算法让这种偏离成倍放大。而卡西尔认为，“神话思维”（相当程度上约等于蒙特尔的“魔法过度思维”）不是失败的理性，而是人类意义建构的一种永久性模式，有其自身的逻辑和情感结构，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会消失。
更关键的是，卡西尔注意到一件蒙特尔完全没有追问的事：现代政治神话不是自然生长的，而是被有意识地、技术性地制造出来的。纳粹宣传机器对语言的魔法化改造，对集体仪式的精心设计，背后有清醒的政治意图。把这个洞见放到今天，问题就变成了：当我们热衷于谈论“算法放大了认知偏误”，我们是否充分追问了，是谁设计了这个算法？它的目标函数是什么？谁从它的运作中获益？
蒙特尔把问题的重心放在了个体的认知机制，而不是产生和维持这些认知失调的结构性力量上。她告诉我们：了解自己的偏误，保持自我意识，偶尔离开屏幕做些身体性的活动，哪怕拼个宜家家具也好。这些建议没错，但它们回避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如果有价值数百亿美元的行业正在雇用最优秀的行为科学家，以毫秒为单位优化界面设计，专门针对你的神经反应来最大化你的停留时间，那么个体的“自我意识”究竟能有多大的抵抗力？
当然，作为认知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科普入门，这本书的确生动有趣，能让你对自己的思维习惯产生有用的反思。比如“沉没成本谬误”的分析，对于任何在一段越来越糟糕的投资或情感关系里拖延离场决策的人，都有实际的参考价值。而对“比例偏差”的剖析，相信厌恶阴谋论的人读来都会“会心一笑”。
但如果你期待的是对“为什么我们的时代特别非理性”的严肃分析，那么它并没有能够充分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互联网究竟是让我们变得更非理性，还是只是让一直存在的非理性变得更可见？前现代的人们是否其实同样深陷于我们今天所描述的那些认知偏误之中，只是没有留下Twitter记录？
这远不只是心理学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如果“现代人更非理性”的判断，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精英焦虑——对不再能够掌控话语权的焦虑——那么“认知偏误”这个“科普流派”（一种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名作《思考，快与慢》而在过去20年里蔚然成风的心理学/行为科学科普写作），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种把结构性权力问题转化/简化为个体心理问题的叙事策略？
《脑补时代：非理性如何支配现代生活》
【美】阿曼达·蒙代尔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长江新世纪2026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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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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